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英国工业革命的兴替——“东升西降”系列之五

更新时间：2026年06月15日 05:40　浏览次数： 258

久久久九九九爽本文是“东升西降”系列第五篇，分析大国崛起的经济战略。英国是唯一完整经历工业崛起、全球霸权、相对衰落、回归繁荣的发达经济体，其兴衰对理解大国经济战略与全球体系重构有深刻镜鉴意义。英国崛起并非仅仅是由于工业革命的技术偶然，而是坚持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向海图强”与“产业现代化”国家战略的全方位结合，以及持续适应性进化、支持这一战略的金融革命所共同驱动的系统性综合国力崛起。英国衰退的重要因素在于产业空心化、工业精神丧失、创新教育滞后及选民利益分化等。大国崛起需战略定力与长期主义，产业立国是根基，而与之配套的货币金融革命是支撑产业革命的另一关键支柱。序言大国崛起的经济战略，全球经济的东升西降第一章英国经济的兴替：工业革命、疲倦巨人与英镑体系第二章英国经济的崛起：“工业革命”是国家战略炼成的 1）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概念：定义、特征和发展阶段 2）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层内核：英国长期国策的确立；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始资本积累；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循环体系；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理论体系 3）英国工业革命的取得胜利：长期国家战略指导下的综合经济体系的胜利第三章英国经济的衰退：“巨人疲倦”是精神与身体双重的 1）英国在工业革命后期的衰退：从黄金时代到疲倦巨人时代 2）“疲倦巨人时代”的主要表现与特征：面向生产的社会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产业空心化与世界工厂的失去；科技创新与教育改革的不足；代议制治理结构与公民平权的两难困境总结长期战略，产业立国，还有货币革命序言：大国崛起的经济战略，全球经济的东升西降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伊始，人类文明开启了工业化时代。在工业这一全新的资源组织形式的赋能之下，全球经济的生产极大的扩张，消费极大的扩张，贸易极大的扩张，财富极大的扩张。但是这些扩张，在同一时期的各国之间的分布，是相当的不均衡的；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分布，是相当的不均衡的；有的国家崛起，有的国家衰落，崛起的国家又会衰落，衰落的国家亦可复兴。如是诸般，构成了全球经济的兴替。我们考察全球经济的兴替，试图从今天的视角，再次思考其关键议题的相关经验教训。我们尤其希望考察的是，各国兴替的关键因素、重要选择；我们试图从多维角度阐述，这些因素、选择是如何产生深远影响的；我们将力求避免简单的“非对即错”判断，而是分析其底层逻辑。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从何而来、为何如此、如何而变；也就能更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提供镜鉴。我们将主要考察五个国家的经济兴替，英国、美国、前苏联、德国和日本。前两者都曾崛起为全球经济的“一超”国家，但在经济的不同阶段，都仍有各种困难或问题；后三者都曾一度成为全球的第二经济大国，但之后未能更上一层，都相对当时的“一超”退后或者衰弱了，也就是部分研究者所认为的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我们试图更聚焦于围绕我们对三个重要问题的思考，这三个问题对于理解工业化经济发展中的宏观、政策和市场至关重要。第一个问题，这些国家在本国经济的崛起阶段，是如何实现成功的？第二个问题，这些国家在本国经济的相对衰落阶段，为何未能避免衰退？第三个问题，这些国家在崛起与衰落的关键阶段，货币、财政和市场，有哪些关键经验，以及国际经济体系和力量格局是如何变化的？通过厘清这些情境的发生与发展，我们将展示出这样一幅图景：对于众多今天市场所熟悉的场景，如果站在宏观经济的价值取向、长期主义与全局视角来观察，将有另一番新的风景与气象。一、英国经济的兴替：“工业革命”、“黄金时代”与“疲倦巨人” 英国是今天世界上唯一一个完整经历过“工业崛起、全球霸权、相对衰落、回归繁荣”的现代化经济体，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所称的“英国是世界经济霸权的经典范例”。我们研究英国的经济体系和其周期，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经济霸权”，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镜鉴当代世界的经济体系，把握英美西方经济体系的源起和其本质。尤其是，当今的美国经济体系曾经深受英国经济体系的影响，当我们在考察美国经济的兴替时，可以发现无处不在的英国经济思想和其现实影响的影子。在美国经济从1776年开始的全部250年历程中，至少有160年是在英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甚至于美国本身也在英国经济体系之中诞生；对这段“成长经历”的记忆，无论是继承的、还是批判的，都深远的塑造了美国“成年之后”的行为选择。可以这样讲，如果不先理解英国经济体系这个“第一代泰坦”，就难以真正理解当前美国经济的思潮、逻辑和行为。总体来看，英国工业革命的“狭义的产业突破阶段”，大致开始于1760年代，但是其国家战略准备、宏观理论准备、原始资本积累与货币金融革命等前提性、基础性条件的成熟和定型，需要追溯至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到了1850年代左右，英国工业革命进入“黄金时代”，英国的产业产出、货币金融与综合国力处于全球“一超”的断层式领先地位。到了1900年代左右，英国工业革命进入“疲倦巨人时代”，英国的产业产出、货币金融与综合国力的领先优势，被新兴的美国与德国显著追赶、甚至部分的反超了。二、英国经济的崛起：“工业革命”是国家战略炼成的 2.1 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概念：定义、特征和发展阶段 2.1.1 工业革命的主要定义工业革命，也称“产业革命”，对应的都是英文的“Industrial Revolution”一词，只是翻译不同，本文我们统一称为“工业革命”。这个词汇和其概念的最早公开提出，来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指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工业现代化。恩格斯的论述更多的是关于英国产业工人的情况，而非研究“工业革命”本身。第一本专门阐述“工业革命”的专著，是英国经济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1884年出版的《英国工业革命讲稿》，其从人口、农业、制造业、商业等角度，全面描绘了英国从约1760年代至1880年代间的工业现代化发展，并第一次将这些经济社会的全面变化围绕“工业革命”的叙事框架展开。之后，“工业革命”逐步成为了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时至今日，历久弥新。我们从恩格斯的定义和论述出发，恩格斯是这样阐述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对于工业革命的总体概念，恩格斯写道，“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英国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愈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愈是强有力的典型国家。”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工业革命需要有新科技和新装备的发明，然后需要有对这些发明的大规模应用，进而推动全社会的变革，最终实现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这便是历史上最早的“工业革命”的概念，当然，这个原始概念并不能回答全部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英国的工业革命最成功，而不是当时国力更强、或至少相当的法国、荷兰、西班牙等传统强国？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并不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文阐述我们的回答。 2.1.2 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和主要特征对于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恩格斯进行了初步的总结，需要强调，这只是一个“狭义的、不涉及更广阔社会进程”的大致描述。也就是恩格斯所解释的，“这里所描写的工业革命的历史轮廓在某些细节上可能是不准确的，但是在1843-1844年没有更好的资料”。对于这一解释，钱学森在1979年撰写的《现代化、技术革命和控制论》一文中，又从“技术革命”的视角，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以展示科学技术的演进是如何从“认识世界”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另外，钱学森也从“系统科学”的视角进一步阐述了全社会应如何推进科学创新和技术革命，包括教育、人才、信息、资源、制度、关键技术领域等，这里我们不过多展开。回到英国工业革命的“狭义的演进历程”，综合恩格斯的论述、钱学森的补充、汤因比的统计、及其他学者的描绘，我们按技术和装备的新研发、产业和商业的新应用、消费和社会的新改造，同时也是大致地沿着时间线的演进历程进行概述：第一阶段是关键新技术和新装备的研究发明。1679年，法国物理学家德尼·帕潘在进行大气压力和蒸汽冷凝实验的过程中，发明了蒸汽压力皿，并提出了将蒸汽热能转化为机械能的初步构想。1688年，英国工程师托马斯·萨弗里利用蒸汽热胀和其冷凝真空的压力原理，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可产生蒸汽动力的“蒸汽泵”。1690年，德尼·帕潘按照德国科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提出的“蒸汽加活塞”构想，进一步改进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活塞式蒸汽动力机”。第二阶段是新发明装备的应用场景探索和产业适应性改造。1712年，英国工程师托马斯·钮科门制造了第一种用于矿井抽水的“纽科门蒸汽机”，蒸汽动力首次实现在采矿业应用。1764年，英国工程师詹姆斯·瓦特在纽科门蒸汽机的基础上，改进发明了“瓦特蒸汽机”，这便是人类第一个用于大型工业化的动力机。同样在1764年，英国纺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将纺织工艺从传统手摇纺机的“一人一次纺一个锭子”，提升至“一人一次纺16至18个锭子”。1785年，英国发明家塞缪尔·克朗普顿将“珍妮纺织机”改进为水利驱动，发明了“骡机”。同样在1785年，瓦特蒸汽机开始被用于驱动纺织机，替代手摇或水利驱动。1786年，瓦特在其合伙人英国企业家马修·博尔顿的支持下，建成了第一座“博尔顿·瓦特蒸汽机工厂”，开始为各个行业量产新型的瓦特蒸汽机、或研发定制蒸汽机。从1786年至1800年，仅瓦特的蒸汽机工厂就生产了500多台蒸汽动力机，逐步地广泛应用于纺织、煤矿、钢铁、造船、运河等重要产业，将传统的手工作坊转变为机械化大工厂，英国的生产力水平开启工业革命的“狂飙时期”。第三阶段是新的生产力对消费、贸易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改造，最终也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综合国力的崛起。恩格斯以纺织业举例，在使用机器以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父亲把纱织成布，这时就布匹的需求来说，本地市场是有决定意义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市场。此时，大部分的纺织工是定居在乡村的散居家庭，他们愿意做多少工就做多少工，也不大能发生激烈的商业竞争，他们在自己的平静、庸碌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假若没有产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丢开这种生活方式的。之后，由于工业机器的发明、及后来的逐年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跟一个地让给了机器；结果，英国的纺织品等工业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到了1845年，英国从之前城市很小、工业不发达、人口稀疏的农业国，崛起为几乎能供给全世界一切工业制品的强大国家，全国有三分之二人口从事工业，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新兴工业城市崛起，首都伦敦更是成为有250万人口、有全世界优质商品、巨大而繁荣的商业和工业中心。以上是英国工业革命取得成功的主要历程，但这就是工业化和经济成功的全部叙事吗？从长期与全景来看，远远不是。否则，蒸汽冷凝机制并非是由英国人首先发现的，英国的产业与人口在工业革命之前亦不在当时的欧洲强国之上，但为什么是英国在当时取得了最显著的成功呢？这就是我们将展示的——树立长期的积极进取的本国价值观，建立全方位的为之奋斗的国家发展战略，在社会价值理想与国家战略意志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企业与市场等现代化、高效率经济机制——这三者形成强大合力，实现经济崛起。 2.2 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层内核：工业革命是长期国家战略炼成的事实上，作为现代市场与自由贸易的理论奠基国，英国在其走向工业革命的强盛之路上，长期的将社会资源与商业利益，统一在国家战略之下；亦长期的以国家战略，凝聚社会资源、商业利益与工业革命的力量： 2.2.1 英国长期国策的确立：“大陆均势”与“海洋强国” 1525年前后，英王亨利八世初步构建实施了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设想；这个政策需要一个基石前提，是要保证英国海军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也就是至少对英国沿岸的“海上控制权”以保证本岛安全——从此之后的四百年，直至二战时期，“大陆均势”与“海上霸权”构成了英国延续不变的基本国策。在亨利八世时，由于英国的国力远弱于西班牙、法国、哈布斯堡王朝等当时的欧洲大陆强国，亨利八世采取了一项持续固定的政策，“英国要长期的追求一种欧洲大陆国家间的平衡，以防止任何大国在欧洲大陆上取得霸权，进而可能控制和危及英吉利海峡及其沿岸地区”，“因此，英国海军要维护这种平衡，在早期实力较弱时要集中于维护英吉利海峡的霸权”。从此，英国持续的致力于建设海军，以首要保证英国本岛安全与英吉利海峡控制权。仅在1588年至1601年间，英国海军就四次在英吉利海峡勉力拒止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也就是当时的欧洲第一强国对英国本土的大型远征舰队；但此时英国海军的力量仍仅限于英国近海，在全球贸易航路上仍无法与西班牙、荷兰等当时的欧洲强国相匹配。 2.2.2 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始资本积累：长期国策支撑的海洋贸易力量建设 1558年至1603年间，也就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已经初步建成了较大规模的海上力量，海洋力量的投射能力从英吉利海峡扩展至全球海上航路，逐步开始了对日后“工业革命”所需资金的原始积累。在这一时期，英国持续致力于提升造船技术，扩展远洋贸易，以开展全球贸易促进产业发展和积累财富。 1600年，英国创新成立了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东印度公司”，首次以股份制企业的形式募集资金，打通航路，开展贸易。虽然东印度公司在今天看来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体系”推手，但对当时的英国而言，其为英国政府、海军和股东提供了大量的税收、经费和利润，也就是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按照凯恩斯的梳理，“1580年，伊丽莎白一世使用王室资金资助了弗朗西斯·德雷克的环球远征，主要是对西班牙船只的私掠；1592年，女王在用远征收益清偿全部国债后，用剩余的四万英镑成立了黎凡特公司，主要开展英国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之后，用黎凡特公司的利润分红，成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即英国最大的海外殖民公司”。已难考证东印度公司在工业革命前期的原始积累规模，但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马克思估算“从1757年到1766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收入了约600万英镑”，艾米丽·埃里克松考证了“在1757年以后，东印度公司仅每年向英国政府支付的特许经营权的许可费就有约40万英镑”——这是当时的价格，作为参考，按英格兰银行估计，1760年工业革命开始提速时英国全国的名义GDP约为11800万英镑。 2.2.3 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循环体系：海洋力量支撑的殖民贸易体系 1651年，英吉利共和国时期，克伦威尔将英国的国家战略、外交政策、商业利益融为一体，颁布了著名的《航海法案》。法案要求，英国及其殖民地间的货物航运，只许由英国制造和拥有的船只独占；英国政府指定的殖民地产品，只许在英国本土或殖民地间贸易，包括烟草、糖、棉花、靛青、毛皮等；第三国的制造品，只许先运至英国本土港口，不许直接销往英国殖民地；英国殖民地需要服从英国政府对其产出品的规定。为保障法案的执行，英国海军在1649年至1660年的约十年间新列装了总计207艘各式新型舰艇。法案颁布后，引发了两次“英荷战争”，战争部分的导致了荷兰的衰落，也为日后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埋下了伏笔；但法案即使在英吉利共和国解体后仍得到了继续推行，以保障英国的海上贸易权益，直到1854年英国在“工业革命”后臻于全盛时期才完全解除。 2.2.4 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理论体系：寻求国家富强的英式古典宏观经济理论 1690年，威廉·配第从人口、产业、资本和地缘等角度，首次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上，综合论述了英国发展海洋经济和实现国家富强的相对优势。威廉·配第作为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其在《政治算术》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当时的英国作为新兴的海洋国家，在创新技术的领先产业应用、新产业的优质劳动力规模、贸易扩张的资本供给能力、国内相关支持性制度等领域，相对法国、荷兰等其它欧洲大陆国家的潜力优势，以及如何通过重点发展航海、海军、商贸等海洋产业与世界贸易，来发展英国的制造、扩大英国的优势和实现英国的富强。以劳动力的结构为例，配第是这样分析英国作为新兴海洋国家，对法国这样的海陆复合传统大国的海上产业优势的；这些思想，之后又以劳动分工、国防开支等形式被斯密写入了《国富论》。当时的英国，海军舰队需要配置海员约36000名，其中，需有八分之二的七年以上精英海员，需有八分之四的一至七年熟练海员，可至多有八分之二的一年以内新手，才能保证舰队的良好运转和出海。而当时的法国，全部沿海地区的熟练海员人口约21000人，其中实际可加入海军的约6000人，法国海军舰队的更多人员补充，需从其沿海非熟练海员、内陆居民、或外国人中招募培养，但无论哪种培养的费用与耗时，皆远不及英国的本土农民、商人、各行业的百姓中有大量的熟手海员。这仅是海军所需海员，尚不包括海上贸易的商业船队所需海员，也不包括港口、造舰、资本、商业服务等相关产业的熟练专业人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大概就是“海洋贸易的产业集群”了。在文化方面，配第写道，“法国海员吃不了英国人那样的伙食”，以称赞英国式的海洋饮食；直到今天，英国人仍喜于用“炸鱼薯条就算一顿饭”之于“法式大餐”来文化自嘲，大抵也有一些海上文化传统在其中。 2.3 英国工业革命的胜利：是长期国家战略、最大化凝聚全社会资源而炼成的 2.3.1 英国工业革命的高潮决胜：从特拉法尔加到滑铁卢，产业与金融的合力等到进入十八世纪，当英国正式开启经济学经典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时，其早已在持续两百年的“向海图强”历程中，形成了深厚的“海洋文化、海洋经济和海军力量”，这些与现代工业制造和金融市场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崛起和综合国力。英国充分利用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不仅在纺织、煤矿、钢铁等产业领域率先工业化；更在航运、造船、海军装备、全球商贸等领域跨越式增长，英国商业船队总吨位在1702年为25万吨，到1773年达到75万吨，到1793年达到150万吨，海军臼炮等装备制造技术显著领先于法国等同期欧洲国家。 1793年至1815年，英国的工业革命迎来高潮与决定阶段，英国以工业革命的综合国力为支撑，沿着从1525年亨利八世时期即实施的两项长期国家战略“大陆均势”和“海洋霸权”的道路，取得了“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和“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两次对拿破仑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决定性击溃了拿破仑的海上和陆上力量，从此英国的全球贸易体系和英镑的国际铸币体系开启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黄金时代”。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相对于欧陆国家的供给不足，英国的工业制成品以质优价廉、品多量足著称，以至于虽有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但甚至连部分法军的军服、军靴在实际上是来自于英格兰生产。英国的金融体系发达，在1793年至1815年的对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本土金融业积极踊跃的为英国政府提供了超过4.4亿英镑的信贷融资，占同期英国政府开支总额的约三分之一，作为比较，同期英国的年均GDP约为3.6亿英镑；英国金融业甚至有余力为其欧陆盟友提供战时融资，这与当时法国财政与金融业的紧迫局面形成了对比。 2.3.2 英国工业革命的崛起小结：长期国家战略指导下的综合经济体系的胜利以上就是英国从一个欧洲边陲国家到全球大国的三百年现代化崛起之路，时至今日，仍然值得镜鉴与反思。从国家战略，到不懈图强；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大国；从开放商贸，到金融强国；形成一整套“软硬并重”的综合国力体系。今天，如果去到英国内阁所在的威斯敏斯特，其最大的广场叫特拉法尔加广场；如果去到伦敦金融城的最中心，也就针线街街口的英格兰银行和皇家交易所，在金融城的最中心、也是央行和交易所正门前矗立的石碑所铭记的，并不是某位投资银行家、或是如华尔街的公牛，而是“艰苦的滑铁卢战役与凯旋的威灵顿公爵”；至少从这个角度看，英国的金融体系毫不掩饰、也从来自豪于其坚定的服务于国家战略，英国金融业的崛起与英国的国家崛起，从来都是休戚与共的。总的来说，英国的崛起是国家战略、艰苦努力、产业革命与自由贸易的成功，英国的成功是长期国家战略指导下的综合经济体系的胜利。对此，有两段精彩的总结，我们引用在本节的最后。其一，是美国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总结，“英国与拿破仑斗争了16年，其实这是一个独特的天才人物与一个大国的各种资源和组织的斗争，大国获胜”。其二，是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总结，“英国想要赢得胜利并取得进步发展，必须拥有健康的经济、发达的金融、高超的商业、卓越的创造力、稳定的政府、以及一支强大的军队”。三、英国经济的衰退：“巨人疲倦”是精神与身体双重的 3.1 英国在工业革命鼎盛后的衰退：从“黄金时代”到“疲倦巨人时代” 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十九世纪中期达到其鼎盛阶段，制造、贸易、金融等领域主要指标皆在全球“断层第一”，综合国力稳居在世界的“一超”位置。其时，英国的商贸份额约达全球的四分之一，海军战列舰总吨位约占全球的一半，商业船队总吨位约占全球的一半，煤炭能源年消耗量是第二名的三倍，平均关税税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伦敦成为欧洲及全球的商贸、借贷和金融中心，海外领地环绕遍布全球而称为“日不落”。然而，鼎盛阶段只维持了两代人的时间，到了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时，英国的综合国力和其全球体系开始出现较明显下滑，英国从“黄金时代”转入“疲倦巨人时期”。1902年，时任英国内阁殖民地事务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在议会演讲中形容，“（英国像）疲倦的泰坦在命运的重压之下摇摇欲坠”；英国的工业和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持续失去，财政收支压力持续加大，国内治理和全球贸易体系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英国所面临的各项事务和环境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3.2 “疲倦巨人时代”的主要表现与特征 “疲倦”都来自于哪些方面，或者说，“衰退”主要出现在哪些领域呢？至少包括四个领域，一是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二是产业空心化与世界工厂的失去，三是科技创新与教育改革不足，四是帝国代议制公民权的两难困境；之后，这些领域的“疲倦”，进一步延宕为其他领域的“广泛乏力表现”。 3.2.1 面向生产的社会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第一个领域，首先是在社会的精神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社会的新一代开始放弃“面向生产的文化”，曾经的艰苦奋斗、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衰退，出现了普遍的享乐主义和片面的追求利润倾向——也称“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克拉潘是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兴盛时期的英国企业家精神的，“十九世纪初的英国企业创业者，生活很勤劳朴素，让妻子操持家务，而把每一个先令都投资到工厂中去”。而到了十九世纪末，这种社会风气明显的改变了，“十九世纪初的勤劳的商业社会，越来越多的被繁多的生活享乐风气所取代，各社会群体对闲暇和娱乐的要求年复甚于一年，有识之士清楚，新的社会生活风气并非是全都更好于过往风气的”。在企业家方面，相对于第一代创业者，第二代、第三代、经理人或是老臣等企业继承者，更感兴趣于保持企业的利润水平，研发和再投资更多的以“利润”为导向，而不再是追求“更好”与“活力”。美国经济史学家马丁·威纳称之为“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实业家的孩子们放弃了父辈的面向生产的文化；新的地主获取土地，不再是为了开发，而是为了享用；社会对发明、生产和工作的热情，让位给了追逐优雅、生活和享乐”。 3.2.2 产业空心化与世界工厂的失去第二个领域，是在工业和制造业领域，由于技术优势弱化、产业固化老化、人力成本上行、本土资源有限等复合因素，英国工业制造的领先优势被迅速的缩小甚至反超——也称“产业空心化”。弗朗西斯·欣斯利认为，“如果说在1870年时全球只有英国可以称为“工业化国家”，或者最多加上比利时；那么到了1900年时的“工业化国家”就有更多了，德国、美国、法国、俄罗斯、以及日本等；英国曾经巨大的、断层式的产业优势，由于领先工业化的红利持续缩小，直至消失了”。在这一时期，虽然英国仍是全球最繁荣的国家，经济和收入仍然较快增长，伦敦仍是全球贸易、金融和财富中心，但是“产业的相对优势”显著的下降了。以全球商品贸易份额为例，从1880年到1900年的二十年间，英国的占比从约25%下降至约18%，美国的占比从约11%上升至约14%，德国的占比从约9%上升至约12%。其时，英国由于本土在人口、土地、市场等体量规模的客观限制，产业规模逐渐无法与统一的、新兴的工业大国相匹配，重要的能源和基础性工业虽在继续增长，但仍被美国和德国两个新兴的工业大国反超了——美国成为了新的“世界工厂”。圣卢西亚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估测了这一时期的钢铁和煤炭产出，钢铁是当时主要的基础工业品，煤炭是当时主要的基础能源。在钢铁产量方面，从1890年至1907年，英国从360万吨增长至650万吨，德国从220万吨增长至1190万吨，美国从430万吨增长至2340万吨；在煤炭产量方面，从1890年至1900年，英国从18400万吨增加至22800万吨，德国从不到英国的一半增加至与英国基本等同，美国从14300万吨增加至24400万吨；从今天的视角看，这两组数据意味着，英国不仅在基础工业产量方面被美国和德国超越了，而且在单位能源的产出效率、或单位能源用于生产的份额方面，也被美国和德国超越了。约瑟夫·科波克总结为，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大概在1886年至1890年期间首次被美国反超了。 3.2.3 科技创新与教育改革的不足第三个领域，是在科技创新与教育领域，既有的科技创新模式已逐渐不能满足新的更大规模工业化创新需要，传统教育的科技创新导向又不如新兴的美国或德国那样有力——亦即“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当仔细回看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的“科技创新”，其研究模式主要受驱动于富裕阶层或创业者的“个人与小群体的兴趣爱好”，这一模式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的。但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推进，产业分工越来越复杂、细化，科技研发越来越需要体系化、专业化的持续全面推进，英国的短板就逐渐显露出来了，包括人口规模较少、行业协会保护较多、教育的科技创新导向不足等。威纳和金德尔博格等人是这样总结英国的教育及其改革的，在英国，一个事业成功父亲的教育理想，基本是先把子女送进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然后再送到牛津或剑桥大学读书。但至少截至到十九世纪末的改革之前，这些学校的主要教育理想，是旨在培养军事、政治、行政和高级职业等领域的“公众领袖”，当时这些学校的侧重是所谓的“未来上流集团才能”，而“经济才能”或“科技才能”只是拓展兴趣。直到1860年前后，英国才建立了一批专门的“科技应用型大学”，也就是后来的“红砖大学”；直到1895年前后，剑桥大学这样的“老牌名校”才把主要科技类课程正式纳入了选修课程。客观的看，在科学技术创新教育方面，第一次工业革命晚期的英国在全社会的制度改革和发展力度上，都已经落后于当时新崛起的、高度强调科技创新的美国和德国了，这成为了英国后续产业升级乏力的重要因素。 3.2.4 代议制治理结构与公民平权的两难困境第四个领域，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与经济循环体系领域，在选举权、财政、税收、国防、贸易等英国政治经济架构的重要议题上，英国本土和海外领地间在人、财、事的诸方面越来越难以调和——也称“帝国代议制公民权治理体系的两难困境”。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都曾从不同角度阐述过英国在“日不落帝国”时期的全球领地体系的治理难题。其本质上，是对于一个代议制国家来说，如果体系内部存在“本土母国与海外殖民地”这样的在事实上的“地位不平等”结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平等与本土优先”的结构矛盾，终将导致治理体系的内部压力日增。首先，本土与海外殖民地之间在利益分配上是存在分歧的。从前文提到的1651年《航海法案》时期，也就是殖民地体系的建立伊始，这种歧视性安排就是一直存在的。殖民地的产业产出需要优先供应本土，而不能供应更高出价的其它市场；殖民地的产业发展需要服从本土安排，不能与本土竞争或有损于本土利益；殖民地所需的工业制品及储备品，需要优先从本土购买，而不能从更低物价的其它市场购买，等等。由此，亚当·斯密形容道，“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和重商主义的一切其他卑鄙和恶意的手段一样，使殖民地的工业难以增长”。到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虽然出现了向“自由贸易”和“帝国特惠制”等方向调整的尝试，但殖民地在产业与关税领域的安排仍不能足够自主或与本土平等。之后，本土与海外殖民地之间在责任承担上也是存在争议的。亚当·斯密描绘到，“英国本土的商人常抱怨本土生产的成本过高，但却对来自殖民地垄断利润只字不提；垄断利润造成了英国劳动力的高工资，又不利的改变了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外贸条件”。但是否能放弃“垄断利润”呢？实际上又是难以做到的。甚至于有部分的声音认为，当然这些声音主要来自本土，认为英国本土承担了帝国体系的国防费用等大量公共服务开支，海外殖民地实际上才是“搭便车”和“捡便宜”了；自然的，海外殖民地难以认同这种观点，对更多的产业控制、分摊税费和国防开支等要求更加不能接受，北美十三州的《独立宣言》和那句“人人生而平等”便是由此而来的。最后，更难调和的是“帝国议会的选举权”问题，进一步涉及代议制治理架构、国民身份和人口结构等议题，在根本上是“谁的国家、为谁服务”这个“代议制的千年难题”。从古罗马的“蛮族是否有公民权”，到不列颠的“殖民地是否有选举权”，再到美利坚的“移民身份和其投票权”，这类问题在代议制体系内反复出现，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根本解决。 1776年，英国史学泰斗爱德华·吉本在其不朽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总结道，“帝国公民权”问题是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所谓蛮族”获得了公民权，改变了罗马的人口结构，更多的“所谓蛮族”为帝国运转兢兢业业，但却不能获得公民权，终于导致了广泛不满和帝国解体。1776年，英国经济泰斗亚当·斯密在其不朽巨著《国富论》中讨论这一问题时认为，从促进自由贸易的立场出发，应当尽量给予殖民地及其公民“平权”，可以包括英国帝国议会选举权等，但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税费；斯密明确承认这可能会导致“产业和资本流向殖民地”、“宗主国统治权放弃”与“殖民地脱离”等情形，但认为这是对英国本土来说“没有更好办法的办法”。但即使不发生斯密担心的情况，在当时赋予殖民地人口对英帝国议会的选举权也是阻力重重的，主要担忧是如果出现大量的海外新选民，传统上由本土选民主导的英国议会的选票结构将被显著的改变，则英国本土的利益将可能难以保证。在这个两难困境的持续进程中，还是在1776年，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发布《独立宣言》，宣告“人人平等”，宣布独立。四、总结：向海图强，产业立国，还有货币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的胜利，崛起为欧洲大陆边陲的强国，与其基于“岛国国情和海洋文化”而坚定选择“向海图富强”的宏观战略有着直接、紧密且根本性的关系。在崛起之前的岛国时期，英伦三岛的土地远小于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等欧陆大国。随着英伦三岛统一为联合王国并经历人口高速扩张，英国既不得不、也积极主动地发扬本国国情优势，坚定走“向海图强之路”——不走当时旧欧洲大陆国家主导的陆上争强路线，不拘泥于所谓强大的“欧洲经济中心”，而是坚定地相信英国是一个“海洋强国”，坚定地走向远洋、向海洋寻求富强。英国衰落于“产业立国精神的丢失”与“人力损失的国情变化”，这是其他因素之上的两个根本性原因。在价值取向层面，英国因持续百年的富强而逐渐失去“产业立国精神”，尤其是支撑其“向海图强”的钢铁、舰船等核心制造业被美国、德国、苏联等新兴大国超越。在基本国情层面，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时总人口仅约1500万人，即使在“一战”之前的鼎盛时期也不过4500万人。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一战”，使英国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高素质青壮年人口，对其核心人力资源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加之英国本土土地相对狭小，最终导致其在后续的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中后继乏力。但还有一个重要领域，英国在其“工业革命”的前后，同时开启了规模宏大的“货币革命”，通过一系列金融改革，建立起了现代化的英镑货币体系及其金融市场体系。可以说，如果没有英国“货币革命”的成功，就难以有英国“工业革命”的胜利。英镑及其金融体系，以其全方位的适应性进化，长期、有力的支撑了工业革命及其新兴生产力的发展壮大，创造性的满足了工业革命前后的产业快速进步、国内外经济格局快速变化所需要的金融条件和资源——我们将在本系列报告的下一篇《英国崛起（下）：英镑货币体系的兴替——“东升西降”系列之六》中，详细阐述英国的“货币革命与金融现代化”。证券研究报告名称：《英国崛起（上）：英国工业革命的兴替——“东升西降”系列之五》对外发布时间：2026年6月9日报告发布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黄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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