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圳13一14幼稚mv

欧圳13一14幼稚mv本文是“东升西降”系列第六篇，分析英国崛起进程中的“英镑货币革命”。英镑货币体系是唯一完整经历了工业崛起、全球霸权、相对衰落、回归繁荣的货币体系，其兴衰对理解大国货币战略与全球货币体系重构有深刻镜鉴意义。 英镑货币体系改革，通过建立英格兰银行、伦敦证券交易所、伦敦商品期货市场等机构，大规模改革货币发行、活跃流动性、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强化产业金融融合，有力的支持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胜利。 英镑国际货币体系的后期，随着英国产业的空心化，英国陷入“强英镑”保国际铸币与“弱英镑”保实体产业的两难，丘吉尔的强英镑保铸币，加速了制造业衰退和英镑体系解体。这也再次证明，金融是国之重器，必须坚持服务实体产业。 第一章 英镑的银本位时期：贵金属货币与锚定物投资推论 1）贵金属货币经验：信用、通胀与“格雷欣法则”；2）货币发行的锚定物投资推论 第二章 英镑的货币革命：工业革命与英镑金融体系革命 1）英镑货币的“专业化分工”进化：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纸币”；2）英格兰银行的建立：现代央行与金汇兑本位体系；3）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建立：现代证券投融资与期货定价体系；4）没有英镑的货币革命成功，就没有英国的产业革命胜利 第三章 英镑体系的衰退与解构：产业空心化后的多重困境 1）英镑体系的困境：实体侧失去“世界工厂”，金融侧美国“兑换黄金”；2）困境下的两难：“强英镑”保国际铸币，还是“弱英镑”保实体产业？3）丘吉尔的选择：“强英镑”保国际铸币的失败及其长期产业衰退后果；4）英镑国际体系的晚期努力及其解体：贬值、贸易战、帝国特惠制与英镑集团 总结：金融是国之重器，金融要服务实体，现代金融的适应性进化永远在路上 序言：英镑货币体系的兴替，现代金融适应性进化永远在路上 在本系列报告的上一篇《英国崛起（上）：英国工业革命的兴替——“东升西降”系列之五》中，我们详细分析了英国实现其工业现代化的“工业革命”的经验教训。 在本篇，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英国在其“工业革命”前后的“货币革命”，本文将研究英国以“货币革命”建立起其“现代货币与金融市场体系”的全部主要历程，聚焦其如何成功的支持了“工业革命”，以及为何未能挽回之后的“疲倦巨人”衰退。 英镑与其金融体系，从公元十一世纪成为英国的国家货币体系之后，历经银本位、金本位、信用本位，历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历经主权货币、世界货币、联盟货币，历经财政主导、市场主导、央行主导，历经流动性管理、利率管理、汇率管理，全程历经世界经济三百多年工业现代化的风雨与兴替——可以说，英镑和其金融体系的实践历史，就是一部现代货币金融体系的资治通鉴，多数当前货币金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都在英镑的历史上可以看到似曾相识的经历，多数英镑曾经采取的选择和这种选择的后续影响，都为当前货币金融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镜鉴和历史上的实证检验。 今天，当回看英镑与其金融体系的全部经验时，可以发现，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适应性进化永远在路上，有一条重要的长期原则，“货币金融体系需要持续的适应、支持新兴生产力的发展壮大”——当做到这一条时，经济的长期趋势就是“走上坡路”的，各类政策效果、市场发展的长期趋势就是向上的；当违背这一条时，经济的长期趋势就是“走下坡路”的，各类政策效果、市场发展的长期趋势就是向下的；在实践中，能长期坚持做到这一条、远比认识到更困难，因为这需要长期的“创造性破坏”，不断打破“旧的生产力阻碍”，不断打破“曾经的新兴生产力蜕变为新的阻碍”，持续进行 “生产力的自我革命”，持续进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向新。 一、英镑的“银本位”时期：贵金属货币经验与锚定物投资推论 1.1 贵金属货币经验：信用、通胀与“格雷欣法则” 十一世纪，英镑在其最早的岁月里是银本位的，通过含银量来保证“货币信用”和换算“与当时欧洲其他货币的汇率”。根据英国货币史学家尼古拉斯•梅休的考证，“英镑”、“Sterling”、或也称“Great Britain Pound”，这里的“镑”在最早时就是指“一磅白银”。所以，在贵金属货币时期，“一英镑”的货币价值就是其对应的“含贵金属量的价值”，就是“这个重量的贵金属所对应的购买力，或交换价值”。当铸币信用好时，货币的价值量就等于“铸币当局官定的贵金属含量”；反之，这个价值量就需要“由支付时进行当场称重，甚至熔铸检验来决定”，那将是更加繁琐的过程。因此，即使在这个早期，对于一个开展商业贸易的国家来说，保证“货币信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但从长期来看，即使“保证货币信用”，货币相对其发行锚定物来说，实际购买力价值仍是“通胀的”或“贬值的”。其主要成因至少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如果我们观察的是一个成长的、成功的经济体，那么随着经济的增长、产出的增长，货币的贵金属等稀缺锚定物常是供给不足的，为了保证足够的货币流动性，只能在发行中降低法定的“含贵金属量”；二是如果我们观察一个收缩的、或失败的经济体，那么其往往是债务高企、资产收缩，则最终要通过超发劣质货币来应对债务；三是在实际流通中，存在“格雷欣法则”，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更保值的货币被用于“储存起来”，更有贬值倾向的货币被用于“赶快支付以在进一步的贬值前来抢购实物”；四是“铸币税”，这一时期的货币发行是由国王、也就是实质上的财政当局主导的，国王根据铸币规模按比率收取“铸币税”，因此只要货币信用的接受度允许，国王或其铸币当局往往天然的倾向于“多铸一些以多一些财政税收”。 1.2 货币发行的锚定物投资推论 英镑的含银量变化规律，在投资上推导出了早期版本的“锚定物投资推论”，在未来的多数时期长期成立——货币发行的锚定物，在其作为“锚定物”的时期，更容易长期升值；反之，则将是长期贬值的；距离“锚定物”越近的资产类别，升值倾向越大；越远的资产类别，贬值倾向越多；切换成为锚定物的资产，则可有升值重估；退出不再是锚定物的资产，则可有贬值重估。无论这些“锚定物”的具体形态是“一种贵金属”、还是“一种资源”、或是“一项科学技术”、甚至是“一个外国货币”，当被选为“锚定物”时，意味着有更多的货币流动性从此处创造，当退出“锚定物”时，意味着货币流动性将从此类资产中流出向他处。英镑的长期经验也显示，这种货币发行或货币价值“锚定物”的切换，有时是主动而为的，有时是被迫接受的，有时是潜移默化的，有时是剧烈发生的；但无论哪种，都带来资产的货币价格的显著重估，都带来资产间的相对比价的广泛重构。 二、英镑的“金融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与“英镑货币体系革命” 2.1 英镑货币的“专业化分工”进化：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纸币” 再回到银本位，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发展，银本位货币“银币”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的两个“弱点”，决定了其后来被“金本位”加“信用纸币”的组合取代——也就是银币的“小额不够小，大额不够大”——在这层意义上，以“金币+纸币”的组合替代“银币”，其实也是一种“货币产品的专业化分工”。当然，这里仅是从货币的比较优势本身考虑，没有展开讨论贵金属矿产、贸易、国王偏好、文化传统等更多因素。 第一个是在日常交易中，白银货币的“小额不够小”。根据1086年英王威廉一世时期统计编纂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也就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全国性的财富普查记录；英国当时有总人口225万人，全年财富产出约40万英镑，折合白银约181吨，又折合人均约80.6克/每人。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日常交易来说，白银的价值过高了，在信用货币普及之前，实际上常以铜辅币、或银合金货币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市场熟悉的“925银”，也就是含银量92.5%的合金银，在最早期的使用即是由此而来。 第二个是在大额交易和实际交割中，白银货币的“大额不够大”。根据英格兰银行的测算，到了1700年，也就是银本位转为金本位的过渡时期，英国流通中的硬币总额已达1075万英镑，这个数字在1086年的银本位早期时仅为约3.75万英镑。如果这1075万流通中的英镑铸币全部按银币折算的话，按约0.3英镑/盎司的当时大致银价水平估算，则折合白银约1115吨，这对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无论是铸造还是运输都是相当大的重量。还是在1700年，英格兰地区的年度总进口规模约为584.9万英镑，总出口规模约为444.3万英镑，则总进口约合白银606吨，总出口约合白银461吨，这还是在工业革命的生产力没有大规模扩张之前。 因此，白银的“大额不够大”，“工业革命”的产业扩张“需要一种能提供更大规模、更充裕流动性”的货币体系；白银的“小额不够小”，“工业革命”带来的“商业革命”和“消费革命”，需要一种能支持“更加频密交易、更便利流动性”的货币体系。无论是否主观上意识到这些，在客观实际上，上述问题叠加白银矿产供给不足、十四世纪以后欧洲密集大量的战争开支需求等其它因素，推动了价值量更高的黄金成为英镑体系的新本位，推动了“金本位+信用英镑”的流动性供给新组合的诞生，也推动了英格兰银行等新金融机构的诞生。 2.2 英格兰银行的建立：支撑工业革命的现代央行与金汇兑本位体系 1694年7月27日，英格兰银行正式建立，也就是今天的英国央行；其成立标志着英国的货币发行权从财政和皇家铸币厂，转向了央行和商业银行；国内流通货币从贵金属，转向了英镑纸币和银行票据；国际贸易货币从贵金属，转向了英镑结算和银行汇票。从大约1700年左右，英镑的币值逐步的转为以黄金标注。“金本位”的更替，是渐进性质的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时间点。克拉潘选择以1819年的“皮尔条例”，规定“英格兰银行需要从1821年5月1日起，按每盎司黄金兑换3英镑17先令10½便士的比价，保证英镑纸币与黄金之间的收兑”，作为英镑金本位的最明确确立时点；这一比价最早可以追溯到1717年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任英国皇家铸币厂厂长时期，但在之后的实际执行由于战争、债务等因素并不连续，直到“皮尔条例”再次确认了英格兰银行体系下的英镑黄金比价。在从1700年代至1900年代的约两百年期间，英镑逐渐形成了 “金汇兑体系”，优先使用英镑，但如需要，大额结算保证可通过英格兰银行兑换为黄金；在英国国力的上升期，由于对英镑的信仰和其便捷性，多数的贸易仅需要使用英镑而无需动用黄金。 英格兰银行最初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扩大国债融资以支持财政，同时是改革货币发行和增加流动性以促进经济。1694年，在英王威廉三世颁发的成立许可状中，英格兰银行主要肩负两项任务：一是为对法国的战争融资，通过英格兰银行的股权融资和货币发行权担保，以大约8%的年利率从伦敦金融机构和富人手中向财政融资120万英镑；二是促进提升英国的公众利益和人民福祉。这两条至今在英格兰银行的档案文献中公开可见。客观的讲，考虑到当时与法国战争开支的压力和其紧迫性，所谓“现代货币当局的自由独立”从其鼻祖伊始就是“不成立的”。另外，英格兰银行成立时的机制是“私人股份制公司”，这与同期的“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剑刃银行”等著名的“私人股份制公司”性质相似，这些“公司”的股东基本是英王、王室成员、内阁大臣、贵族、议员、金融家、及英国各地的大地主和工厂主们，所以将其视为“英国国有”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英格兰银行在其成立早期，仅靠货币发行权维持的“央行地位”仍不完整，直到 1725年左右，英格兰银行基本完成了对英国全国的票据支付清算体系的掌握，才自此巩固了其央行地位。 2.3 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支撑工业革命的现代证券投融资与期货定价体系 英格兰银行的初始资金来源是“股权融资”，从这层意义上，在英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更长”，英国央行是现代金融的产物，而英国证券市场则源于其“以股份制募资，对远征和远洋贸易进行风险投资”的古老传统，天然蕴含着“长期资本风险投资的基因属性”。1571年英国金融家和王室财务顾问托马斯•格雷沙姆在伦敦创建了皇家交易所，主要交易远洋贸易的商品、保险、外汇、票据、股份等。1680年，皇家交易所旁的“乔纳森咖啡馆”由于其场地、便利、和当时流行的“咖啡馆文化”等，成为证券经纪人在皇家交易所外进行交易和开展业务的“证券交易的俱乐部”。1801年，“乔纳森咖啡馆”的证券交易，正式注册获批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主要开展股票和债券的投融资和交易业务。 伦敦证券交易所在英国崛起和英镑金融崛起中的角色重要，其显著的扭转了“英国社会资本投资国内土地的传统偏好”，极大的增加了英国社会财富的利用效率和长期成长性，并帮助伦敦市场成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伦敦交易所的股票、债券、可转债等证券业务，将公众资金引向远洋开拓、国际贸易和国债购买等新兴领域，高效的贯彻支持了英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同时，其综合利用安全的本土环境、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和充裕的金融流动性，将伦敦市场构建成国际投融资和定价中心，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国家综合收益。从十七世纪开始，英国的黎凡特公司、东印度公司、剑刃公司、英格兰银行等主要的大型财团，皆通过证券融资建立和逐步壮大，之后再通过提供大量财政税收、大规模国债购买、长期基础设施投资、国际贸易线路开拓、公众事业信贷投放等各项业务，支持财政开支和民众事业。到了1815年时，英国的证券市场已经成为欧洲及全球的流动性中心，即使是当时的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大国，其国债融资也不得不部分的在伦敦市场进行，以获取本国所需的国际流动性。 更进一步，伦敦金融市场、英国实业企业和贸易公司一道，共同打造了英国的贵金属和商品定价市场，也就是今天的商品现货和商品期货市场；从这层看，“期现结合”、“实业金融结合”的大宗商品定价权是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环节。大概从1825年左右，由于英国的商船在全球港口和航线上有许多“在途货物”，包括黄金、白银、棉花、谷物等，这些货物需要“数周至数月”的海上运输才能实际到港，但当货物“仍然在途”甚至“尚未出发”之前，其在伦敦市场上的买卖交易便已经开始进行了，等到实际货物到港时，“有时一船货物已经转卖四五道手了”。“在途货物的交易”有时是为了“提前预定一批货物”，有时是由于“投机性交易”、“预期的未来到港价格发生了变化”、或“与本地生产的类似商品存在较大价差”等，由此形成了伦敦的商品期货交易市场。 另外，英国证券期货市场的诞生，则来自于“持续交易的流动性需求”，进一步体现了现代金融体系对资金运用效率的创造性提升。从大约十八世纪早期开始，当时快速成长的伦敦证券市场每个季度有六个星期左右的“政府证券暂停登账期”，主要涉及国债和银行股这两类当时的热门交易品种，主要原因是由于尚无自动交易系统，每个季度的红利、转让等账簿登记需要大量的人工核算。但是，在这六个星期的“暂停新的官方簿记”期内，市场上的商业活动仍然在继续，于是亟需确认交易的证券交易员们发明了“自行提前簿记的交易合约”，等到正式的政府簿记重新开账后，再补录登记和正式交割，由此就形成了伦敦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 2.4 小结：没有英镑的货币革命成功，就没有英国的产业革命胜利 综上，英国金融业的上述创新发展，亚当•斯密概括为有力的“增加了全社会的资本流动；使本来呆滞的资本，变为活动的资产，对产业、商业和国家，都有促进和好处”——或者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在开启“工业革命”的关键阶段，英国的金融业也通过自身的改革进取，开启了一场“流动性革命”，以“充裕的流动性扩张，高度的聚焦和投放于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等领域”，成功支撑了其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这一过程，亚当•斯密有精辟的论述和总结。1694年，当英格兰银行刚刚成立时，英国政府进行一笔120万英镑融资的国债利率高达8%。到了1746年，仅英格兰银行一家机构为英国政府提供的国债融资余额就达到1169万英镑，英国政府的融资利率已经下降到了约3%；同期，由于资本回报良好，英格兰银行向股东的股息分红率却有5.5%，用今天的话讲是“优质的高股息红利股”。亚当•斯密总结道，金融业推动的“资本流动性增加”，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货币流动性充裕”，大致可以有两种投向；一是投向“奢侈性消费”，对于这种流向需要谨慎，要区别于提升生活水平的适度消费；二是投向“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对于这种流向需要鼓励，只要是社会生产条件、能力所能吸收的流动性，就是有益的。 由此，英镑金融体系在十九世纪进入鼎盛状态，英镑成为全球贸易、金融和外汇市场的主导货币，“英镑黄金汇兑体系”基本保持了一个世纪的国际统治地位。基于英国在制造、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全面领先，其主要运作方式是——首先，英国政府通过投资、债权、贸易等方式提供充裕的国际英镑流动性，使得英镑和英镑资产较其他信用货币有更大的流动性优势，且承诺这种英镑流动性可以及时按需兑换为黄金以提供“最终购买力”保障；在一般情况下，由于英镑及其票据在计价、支付、结算和流通过程中，实际上较黄金更便捷，英国金融体系也持续致力于提升这种英镑的便捷性，所以实际的黄金兑换需求并不高，英格兰银行可以保持十数倍于其黄金储备的英镑流动性；在少数情况下，如果一旦出现任何黄金需求增加的迹象，英格兰银行就会通过调升利率、调高准备金率等手段，提升英镑的利息收益、收紧英镑的流动性供应，以降低黄金的英镑价格、提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进而提升英镑币值、稳定英镑汇率和巩固“英镑信仰”。 三、英镑体系的衰退与解构：实体产业“空心化”之后的多重困境 3.1 英镑体系的困境：实体侧失去“世界工厂”，金融侧美国“兑换黄金” 英镑体系的“黄金、英镑、伦敦银行票据”的国际循环体系，在整体稳定运行近一个世纪后，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时，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挑战。 首先，是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失去了“世界工厂”地位。英国的制造业产出被美国超越，在全球贸易的市场竞争力下降。1865年英国在十九世纪最后一次对美国贸易顺差，下一次英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要等到近百年后的1959年。 在制造业相对衰弱和商品贸易开始逆差之后，美国持续的兑换黄金，使英镑的货币政策在“内部与外部平衡、金融与产业平衡”之间陷入两难。一方面是英镑流动性仍需要持续扩张以支持经济，另一方面是美国持续将价值数亿英镑的纸币和票据兑换成黄金运往纽约。从1900年到1907年，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将基准利率从4%提高到7%，以提高英镑吸引力、阻止黄金外流，但仍然无法阻止美国方面的黄金购买，且进一步使实体产业承压。仅1907年10月29日一天，美国方面就从英国央行兑换了价值1600万英镑的黄金，约合410.6万盎司或127.7吨黄金运往纽约。 黄金储备不足的隐忧日益凸显，黄金储备的补充亦出现了新的困难。1844年时，英国曾一度试图允许以白银储备作为黄金储备的不超过五分之一的份额替代，但由于金银复本位的“金银比价设定”等困难，最终未能实际广泛落地。1899年至1902年，延宕三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虽然最终以英国动用约45万联军的勉强胜利告终，但战争不仅显著影响了当时英国的人道主义国际声誉、财政收支健康和金融市场信心，更实际的影响了英国的黄金供给稳定，战争涉及的南非地区是英国与全球最大的黄金产地。 3.2 丘吉尔的选择：“强英镑”保国际铸币的失败，及其长期产业衰退后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时任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恢复金本位和强英镑”政策，英国的制造业和财政错过了最后的恢复窗口期，英镑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逆转的走向解体。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英国近250万士兵的阵亡或受伤，英国损失的适龄男性劳动人口高达总人口的5.6%；英国财政支出的80%以上用于战争，英国政府债务对GDP比率，从1910年战前的30%升至1920年战后的180%；人口和财政的破坏性损失，直到二战开始之前都未曾完全恢复。在一战期间，英国政府不得不由财政部发行“布莱伯利英镑纸币”，允诺财政部纸币对英格兰银行英镑的“1:1币值使用”，但不能兑换黄金，在实际上意味着“金本位”的初步解体。在一战后的经济恢复时期，英国国内为是否恢复“英镑的金本位”，同时也就意味着需要保持“强英镑”而争论不休。 1925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丘吉尔决定恢复“历史上的金本位币值”，按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½便士的币值，恢复英镑与黄金的兑换；这一币值的第一次出现是1717年“牛顿铸币的英国开启工业革命时期”，第二次使用是1821年“皮尔条例的英国进入鼎盛时期”，而丘吉尔此时为了保证“英镑的国际地位而强行恢复强英镑”的决策显然是“一厢情愿”甚至“相当短视”的。这一决定在之后的数年里，日益严重的损害了英国的制造业、出口、就业和财政，英国的制造业出口份额较美国差距显著加大，间接的引发了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遍及主要工业的全国性产业工人总罢工“1926年英国大罢工”；进而从长期看，进一步削弱了英镑及其国际金融体系的实体基础。梅纳德•凯恩斯愤而于1925年7月22日至24日在伦敦标准晚报连续发表了三篇驳论，即其名篇《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 到了1927年，丘吉尔本人在实际上也承认了其政策的失误，虽然是以将责任推卸给“采纳了英格兰银行的错误的政策建议”的形式；但无论责任于谁，后续历史走向证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宝贵的“产业强化窗口期”采用“强英镑”，务英镑坚挺虚名，而处英国制造实祸，英国的制造业与英镑的金本位都没有时间再挽回了。丘吉尔在1927年致同僚的信函中写道，“一战以后，我们主要在英格兰银行的指导下，采取了通货紧缩、偿还债务、高税收、巨额偿债基金和金本位制的政策。这提高了我们的信用，恢复了我们的汇率，降低了生活成本。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贸易不景气、经济困难、失业率大幅上升，并引发了代价高昂且不明智的补救措施，试图降低工资以适应生活成本，从而增强竞争力，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劳资纠纷，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数亿英镑的损失”。 3.3 英镑国际体系的晚期努力及其解体：贬值、贸易战、帝国特惠制与英镑集团 到了1931年，英国在9月18日和19日连续消耗了近3000万英镑维持英镑币值之后，最终于20日决定放弃“英镑的金本位体系”。英镑对美元汇率从4.86即时贬值到了3.94，并在1932年最终稳定在大约3.50一线，国际货币体系的英镑时代从此结束，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时代将在十三年后的1944年开启。 在1931年9月的英镑大规模贬值及其金本位体系解体后，英国转向推动“英镑集团”和“帝国特惠制”政策，尝试以排他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构建其新的“国际货币和贸易循环体系”。“英镑集团”主要涉及国际货币安排，在集团内部统一使用英镑或盯住英镑货币，以伦敦资本市场为核心归集以英镑为核心的外汇储备、跨境投融资、支付结算等金融资源，对集团外部的美元等货币贬值；“帝国特惠制”主要涉及关税等贸易安排，在集团内部实行更优惠关税和贸易措施，以英国为核心强化集团内部资源、制造和市场的贸易循环，对集团外部的美国等国家降低贸易购买；“英镑集团”与“帝国特惠制”的主要成员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除加拿大外的英联邦成员、葡萄牙、冰岛、部分中东地区国家、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部分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等。 “英镑集团”和“帝国特惠制”体系大致松散的运行到1945年左右，其未能像英国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新的“强大体系”，但依然为英国带来了若干收益；其本质上依然是英国制造和英镑全球体系衰退的产物，是美元的全球体系正式建立前的“英镑余晖”。“英镑集团”的主要外汇储备是英国的国债和战争债务，尤其是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英国的殖民地国家，被迫持有了大量的英镑资产、或接受英国的偿付谈判，英国在“二战”时期的国内通胀一度超过16%，英镑在战后的1949年再次快速贬值了30%，都严重的侵蚀了英镑集团债权人的权益。因此，虽然英国对退出英镑集团的成员国进行了“资产封锁”和“贸易惩罚”等措施，但随着英国制造业和国家综合实力的进一步相对美国的显著衰退，以及英国自身政策、英美关系和全球格局的调整，英国最终在“二战”后被迫接受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四、英镑体系的总结：金融是国之重器，金融要服务实体 纵观英镑的兴起和衰落，其深刻揭示了“金融是国之重器”，深刻阐释了“金融要服务实体”，货币体系与金融体系的强大、健康与选择，其对经济进程的影响深远。 从今天看，如果没有“英镑的金融革命”，如果没有“英镑流动性体系在当时的大规模创造性的货币支持”，就不会有英国的“工业革命成功”，也就不会有英国超越欧洲大陆传统强国的综合国力崛起。 但是同样的，丘吉尔在1927年所承认的“强英镑的错误货币政策的代价高昂”，从今天看，远远不够，如果不是1925年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强英镑政策，英国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损害及其一系列经济后果本不应如此高昂。 丘吉尔等人在英镑体系晚期的“强英镑”保“英镑国际铸币体系”策略，不仅在本国经济领域，进一步损害了英国的产业和产业工人，直接导致了英国史上最大罢工规模之一的“1926英国产业工人大罢工”；也在国际货币体系领域，直接导致的当时仍是国际铸币的国际英镑的流动性紧缩，间接导致了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与1933年德国的“魏玛德国大选倒台”，对英国自身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都造成了深远影响。 证券研究报告名称：《英国崛起（下）：英镑货币体系的兴替——“东升西降”系列之六》 对外发布时间：2026年6月9日 报告发布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黄文涛 SAC 编号:S1440510120015 朱林宁 SAC编号：S1440521020002 © 1996-2026 SINA Corporation